Description
序言
（節錄）
人類的計劃
我在這本書中想要闡釋的觀點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代，儘管表面上有很多相反的現象。因此，我想向人展示一種人類的新面貌；一種更自由、更成熟的面貌。這一面貌恰恰就在西方文明的極端矛盾與衝突中，正艱難地在大地上誕生。當前文明的主流，似乎已經沒有能力再為世界制定秩序。這個世界正在跟隨者市場與科技的腳步而融合。因此，我想提醒大家，我們在最近幾年的生活中所面臨的挑戰，現在已經成了決定性的，它就在人類的各種計劃中，在人類學的各種理論中。我們需要在這一層面上進行反思。
全球化現象正在以不可持續的和失衡的紊亂現象，而日漸明顯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這種現象迫切要求我們要以新的思想來應對。這種新的思想應該能夠以全球性的視野來看待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並清楚地意識到每一個決定都會涉及到整個世界。這樣說，可能顯得有些奇怪，但這似乎正是今天所最需要的。同時，今天所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一種思想的工作，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創新。
但是，「真正的整合性的」思想只能從致力於內在自我意識之深深改變的人而產生。對這一點，我們向來都未予以足夠重視。因為按照我們的觀點，個人的意識通常都是片面的、部份的、短視的，或者如果我們願意表達的話，也可以說，它是自私的，因而在本質上它就是「反整合性的」與「在本性上」好戰的。因此，如果我們不在全球性和平的政治計劃日程中，提出一種人人都應該努力完成的、關於自我之持續改造的工作，以緩解人自身本性的好戰性特點，那麼我們永遠都不會將戰爭視為第三個千年的禁忌，也無法開始一種真正指向和平的新人類，即新文化。因此，如果我們不願意讓那些二十世紀的人為恐怖事件再次出現，那麼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思考中，我們就應該在全球性改造的策略中引進個人與心理改造的層面。那些在二十世紀造成恐怖事件的人，都曾經奢望為世界帶來和平與正義，但卻忽略了自身的改變，忽略了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自己首先應該成為更為正義與和平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被稱為全球化的、勢不可擋的、世界大聯合的進程中，人們除了應該注意那些顯而易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還應該在內心深處懷有一種確定的、但尚未被思考過的「內在挑戰」。這是我們在本書的第一部份中所要討論的課題。
因此，這本書首先要面對的是西方民眾的「政治意識」，以再次啟動這在今日顯得死氣沉沉、了無生趣的討論。在今天，這種討論已經被嚴格地限制在片面經濟主義式的、過時的精神與文化的參照系中。我們應該明白，事實上，正是因為缺乏應對時代挑戰的適當理念，才導致了今日的歐洲如此蕭條，甚至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它是如此的萎靡不振。事實上，真正的繁榮與經濟的發展不會摧毀人性，反而會使人性變得豐富，因為這種發展與人性所需要的一切完全相符。這種發展取決並來自於大眾的創造與發明的活力，而非產生這種活力。實際上，如果沒有一種真正的文化方面的成長，一切文明都會陷入全面的停滯狀態。在今天，只有對人性形象的深入改造和再生，這種成長才是可能的；而這種改造只能來自於西方基督宗教文明所產生的虛無主義後果之外。所以，在今天的歐洲，如果不制訂一種新的人類計劃，人們就不可能再進行嚴肅而有成效的政治活動。在這種計劃中，應該加入歷史性改造的具體行動，這才是全球範圍內的各個層面都最急切需要的行動。
如果在這快速變革的歷史時期，政治的計劃必然要以整體的、全新的模式走向與心理 ─精神計劃的交相融合，那麼在不同學科之間的必然交叉與綜合點還有很多。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所有真正變革性的作品「都已經違背了作為其根源的原有學科的歷史定位」。如此，那開創二十世紀新篇章的哲學作品就是一首詩：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 di Nietzsche），以及西方的整個哲學史都在海德格的詩詞的注釋（其本身也是詩）中走向完成。海德格的詩和傳統哲學思考的方式完全不同。然後是像佛洛伊德（Freud）和榮格（Jung）那樣的精神病學科的醫生，在他們達到自己特殊的治療目的時，人們的興趣又轉向了希臘神話、希伯來的一神信仰、煉金術、《易經》或飛碟（UFO）；同時，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從愛因斯坦到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再到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或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他們都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跨越到神秘經驗中的關於事實的觀點。像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一樣的神秘學家們也把最先進的科學引進到了他們的末世論觀點中；像甘地（Gandhi）那樣的政治改革家們，把民眾自由解放的最有效的實踐與非暴力和禁食的神秘學結合在一起。此外，我們要把薇依（Simone Weil）的著作，或夏爾（René Char）的詩詞，或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關於教會論的反省放在什麼位置？它們是哲學？神學？生活日記？先知的預言？跨人格的心理學？改革的謀略？然後，它們是「世俗的」，抑或是「宗教的」研究？或者簡單地說，這些區分和定位都已經不再適合，因為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創新性的作品，都以不可分割的、全新的方式將這些曾經完全分離的領域結合起來了。總之，在我們古老的圖書館中的哪個書架上——仍然以過往時代的分科體系在進行區分——我們應該將康定斯基（Kandinskij）《藝術中的靈性層面》，或榮格的《奧秘的聯合》（Mysterium coniunctionis），或希蕾桑（Etty Hillesum）的《日記》，或霍伊爾（Fred Hoyle）的《智慧的宇宙》，此外還有策蘭（Celan）的《光之逼迫》，或海德格的《思的經驗》，或薇依的《筆記》置於其上？總之，這些就是二十世紀所留下來的，並將繼續存留的、為我們開啟了新千年的鮮有的幾本書。……
